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，各项重大变化之中应该包括报纸和期刊的变化。20年前，报刊的数量极其有限，能够发表一篇文章，是足以自豪和令人欣羡的事。而今报刊林林总总，星罗棋布般分布在各省、市、各行业，在造成人力、物力极大浪费的同时，许多报刊举步维艰，不仅缺乏资金，也缺乏作者和读者，而纯文学刊物的阵地，更是日益缩小，读者量锐减。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作家、批评家和学者，也包括部分编辑和大专院校的学生，期望从他们平日阅览的纯文学刊物中，提供一些有益于文学发展的思路和信息。
当记者询问作家王安忆经常翻阅哪些纯文学刊物时，她说：“当然是《收获》了。另外有《世界文学》、《外国文艺》、《世界电影》和《读书》。”记者指出，《世界电影》和《读书》不能算纯文学刊物，王安忆回答：“可是《世界电影》文学性很强，对我很有帮助。”那么，翻阅哪些纯文学报纸呢？王安忆说：“纯文学报纸很少，我平常翻阅的只是晚报。”问王安忆认为好刊物的标准是什么？她说：“坚持艺术的立场。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。”
作家刘震云列举的刊物是《小说选刊》、《花城》、《钟山》和《上海文学》，他认为对文学有引导性的刊物才是好刊物。好刊物除了发表一些大家公认的稿子外，还应该具有超前的眼光，能先看一步，这就要求刊物编辑的水平高，有居高临下、高屋建瓴的气势，好编辑不是替作家改稿，而是把握大的趋势，一般编辑才会扎到具体稿子里替作家改文字，或让作家修改某遍。《花城》等以上列出的刊物都符合刘震云的理想，这几个刊物的编辑如傅晓红、文能、姚育明、高叶梅等人是他所称的好编辑。刘震云经常翻阅的报纸是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，其中没有一个是纯文学报纸。
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宪益说，以前出于工作需要经常翻阅报刊，尤其是英语和文学理论方面为多，近年退休在家，老伴又生病，浏览的报刊是《读书》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另外看一些英、美、澳大利亚等国的报刊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王逢振说，他有时翻阅《小说选刊》，或一些引起争论的热点作品，平常注意的是文学理论刊物如《文学评论》、《文艺争鸣》等，以此了解国内文坛的动向，着重阅读的还是国外的报刊。据记者所知，许多以外国文学为专业的学者极少翻阅国内报刊，时间本来有限，而对于这些看了一辈子外国文学经典著作的人来说，国内文坛创作乏善可陈，不值一看。
与此相反的是国内文坛却十分关注世界文坛的状况。记者本欲采访作家史铁生，他的太太陈希米女士告知他刚从医院回来，记者转而采访她，她是华夏出版社的编辑。陈希米列举的期刊是《收获》、《天涯》、《外国文艺》、《世界文学》和《花城》，而《外国文艺》和《世界文学》是史铁生多年来自费订阅的，记者注意到王安忆也说过长期阅读这两份刊物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骏涛，多年来编选《跨世纪文丛》丛书，在文坛有相当影响，出于编选的需要他大量翻阅报刊，数量之多成为此次采访对象的第一名，限于篇幅恕无法一一写出。他比较推崇的是《小说月报》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，他认为《小说月报》历史很长，坚持纯文学立场，不随俗，选择作品有自己的标准；《当代作家评论》扶持了许多好作家和好作品，包括那些热门的或有争议的作品，有锐气，虽是地方性刊物，而质量决不低于中央级刊物。
中国青年出版社当代文学史编辑龙冬，不仅当编辑，同时自己也搞创作，他列出的刊物也不少，数量仅次于陈骏涛。谈到好刊物的标准，他除了和大家一样要求刊物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外，与别人不同的是，他不希望刊物一定要新鲜，而希望刊物有比较固定的风格，能给读者相对完整的印象，比如读者要找某类作品，马上就能想到某个刊物，应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对于纯文学刊物越来越少的现状，龙冬认为，市场是最公正的东西，大浪淘沙，适者生存，纯文学刊物如果生存不下去，就应该转向，各省、市都有纯文学刊物，实在是个浪费，不必有这么多。一个作家的出现，首先是在报纸的副刊上成长，发表一些散文、小说，然后向期刊发展，最后由出版社来包装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张洁宇提到的报刊是《美文》、《诗刊》和《作家报》；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学生潘亦欣等三位同学提到的刊物是《收获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钟山》和《人民文学》。这些在校学生对刊物的要求是可读性强，有助于自己的写作，有新鲜感，或者干脆就是冲着刊物的名气而翻阅。
记者最后采访了远在天涯海角的作家蒋子丹，因为她正在编《天涯》，想来她翻阅的报刊一定不少。蒋子丹承认收到的刊物很多，浏览的成分较大，人们熟知的《收获》、《花城》、《钟山》、《小说界》、《十月》、《作家》、《大家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山花》等刊物，在她看来编法差不多，只是略有不同而已，她注重看的是其中单篇作品。记者问，在此次采访中，不少人认为以上刊物还是有差别的，她却得出“差不多”的结论，是否和《天涯》相比的结果？她说：“是的。”然而许多人认为《天涯》个性强，品位高，起步晚而达到相当高的程度，注重的是文化性，走的是《读书》的路子，不能算纯文学刊物，对此她怎样看？蒋子丹回答：“中国文学最早就是文、史、哲不分家，是‘大文学’的概念，我自认《天涯》属于纯文学刊物。就文学发展而言，对‘文学’的理解涵盖量大点、内含广大一些对文学更有帮助，我对‘纯文学’这个概念提出质疑。当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纯，但文学刊物还是应该提供多种可能，甚至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，越杂越好。《收获》近年来也发表一些议论性的文章，试图做些改变，只不过《天涯》走得更远一点。写实、先锋等都是表面的东西，一个刊物的文章只要言之有理，有思想、有感情、有知识，各种信息货真价实就算成功。”那么《天涯》是否符合他们当初的理想？蒋子丹说：“在大的方面符合当初的设想，小地方有些修改。”
综上所述，《收获》、《天涯》、《花城》、《钟山》等几个大型刊物仍然是作家和圈内人士关注的对象（包括作家莫言、余华）；自费订阅纯文学报刊的人极少，以上许多被采访对象都是名人，他们所阅读的刊物大都是赠阅得来的（舒芜先生说除《读书》外，他有时翻阅《文艺争鸣》、《新文学史料》等，都是赠阅）；纯文学报纸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很低的地位，而绝大部分采访对象都提到《中华读书报》，虽使记者感到荣幸，但本报自认为不是纯文学报纸，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文学的责任（《读书》有和本报相类似的情形）；不同专业、不同年龄的人对刊物的要求不一样（也不可能一样），对好刊物的标准总的说来是希望刊物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，栏目设置新颖，定位明确。
